沸沸扬扬的上海交通执法“钓鱼”事件，在当事人孙中界愤然断指自证清白，浦东政府断然否认存在倒钩执法，其后又重组调查组调查的一波三折之后，昨日，上海浦东新区正式通报了“10·14孙中界事件”调查处理意见，称“‘10·14’事件中确实存在使用不正当取证手段。此前公布结论与事实不符，误导公众和舆论。浦东新区人民政府向社会公众作出公开道歉。”（相关新闻见今日本报10版）

　　就孙中界断指事件本身而言，政府就钓鱼执法公布的最终结论以及公开道歉和赔偿，应该让孙中界感到满意——在听到调查结果后，他当场落泪，并称自己坚信这一天会到来。对孙中界而言，这样的道歉或许就是完美的结局。

　　然而，对那些仍然被钓鱼执法陷于黑车泥潭的无辜车主来说，对那些因钓鱼事件在友善互助的社会伦理上受到伤害的公众而言，钓鱼执法带来的焦虑还远远没有结束。正如孙中界的代理律师郝劲松所言，这个事情不会到此结束。只有在上海18个区县存在了若干年的钓鱼执法得到终结，才能真正为此类事件画上完美句号。

　　只是，仅是上海的钓鱼执法终结就能为钓鱼之恶画上句号吗？在上海浦东政府正式道歉前后，频频见诸媒体，在全国各地时有发生的疑似钓鱼执法案例，依然无时无刻不在挑动着我们敏感的神经。也正因此，如何站在全国的视角通盘审视、根治这样的执法顽疾，如何保证社会道德伦理不被这样的钓鱼之恶所戕害，如何真正追根溯源、层层剥离附着于钓鱼执法之上的利益链条，这些待解的问题，或许才是孙中界钓鱼事件道歉之后，我们应该继续反思的问题。

　　我们无法忘记，在孙中界以断指之痛等待13天，终得道歉的背后，还有无数深受钓鱼之害的孙中界们被相关部门一句“证据确凿”的说辞，阻挡在洗清罪名之外，求告无门；还有那些因被钓鱼，以黑车之罪丢了工作的无辜者，他们最后被逼无奈成为了真正的黑车主。这些现实反讽的苍凉，都让我们无法对钓鱼之恶真正释然。我们更无法忘怀的是，钓鱼执法对社会公信的损害，以及对互助友善这一社会道德伦理的颠覆。正如经历了如此不堪的“钓鱼”之后，上海不少私家车主间流行的一则无奈的招贴一般：“本车拒绝一切搭载求助，临盆产妇、车祸、中风、触电、溺水，都不关我事，尤其是胃疼的。”戏谑的黑色幽默背后，是人们对执法栽赃颠覆社会道德秩序的愤怒，是“人为钓钩，我为鱼肉”的语境下，任由冷漠蔓延于信任稀缺的陌生人社会的无奈。

　　也因此，权力如何重新审视这些旧案，如何从浮于表面、仅就个案进行道歉的态度转身，从真正不讳言政府丑闻开始，做到对既往错案的“拨乱反正”，对非法既得利益链条的重剑出击，以重新塑造这个社会的道德伦理价值。这些问题，依然考验着当事政府的气度与智慧。

　　人们之所以惊呼“钓鱼之恶甚于黑车之害”，除了钓鱼本身带来的价值颠覆与执法戕害外，还在于钓鱼可能存于其他拥有利益寻租空间的执法领域。在执法利益的驱动之下，那些如打击假冒伪劣、打击假币等执法领域，是否也存在着这样不为人知的钓鱼利益链条，这些链条的底端是否也有着许多被钓的无辜受害者？这些，也都是我们在反思钓鱼执法时，必须通盘审视的问题。

　　当然，仅就打击黑车的“钓鱼”事件而言，权力部门除了应梳理整治钓鱼执法背后的利益生态外，更应直面黑车产生的真实肇因。在需求巨大的交通运输市场，只有放宽经营车辆的准入，才能真正扼住黑车产生的源头，对黑车的钓鱼执法也才有可能真正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