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燕赵都市网
邯郸曹操墓研究学者刘心长叫板众知名专家学者
称“安阳大墓‘魏武王’铭文石牌应属伪造”
燕赵都市网驻邯郸记者 邢云
安阳西高穴大墓出土的刻有“魏武王”铭文的石牌，一直以来被举为认定墓主是曹操的“最为确切的证据”。在一轮轮高涨的质疑声中，关于“魏武王”石牌的言论从未间断。或真或假，各说各话，闫沛东甚至直指上述石牌出自“地下造假工厂”。
如果认定的主要文物依据出于伪造，认定“曹操墓”的结论还能不能成立？日前，邯郸曹操墓研究学者刘心长专就此问题进行考析。他认为，安阳西高穴大墓中发现的石牌石枕是假的，是伪造的，其他作伪痕迹也提供了造假的旁证，石牌石枕的发现、发掘和认定过程也充满了种种疑问。
如果认定的主要文物依据出于伪造，认定“曹操墓”的结论还能不能成立？日前，邯郸曹操墓研究学者刘心长专就此问题进行考析。他认为，安阳西高穴大墓中发现的石牌石枕是假的，是伪造的，其他作伪痕迹也提供了造假的旁证，石牌石枕的发现、发掘和认定过程也充满了种种疑问。
■挺曹派专家、学者：石牌“魏武王”指曹操
刘心长先生对曹操墓真假之争一直保持高度关注，“挺曹派”考古专家、相关学者的论点，他也通过报章等途径进行广泛搜集整理，并认真对待，从学术角度进行回应。比如：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所长刘庆柱先生说，曹操是“魏武王”，王都在邺城，于公元220年去世，而陵墓经论证就属于东汉晚期，从时代上就能判定。“魏武王”在东汉晚期曹操去世至曹丕称帝之间，只能是曹操。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先生说，对西高穴“曹魏高陵”的判断，依据的是考古发掘资料，后来回收或追缴的东西只是参考。“魏武王”的年号存在不到一年时间，所以这一墓葬的时间段非常准确，而且墓葬规格高，形制特点突出，特别是墓葬方位，与历史文献吻合，出土文物上的铭文所反映的墓主人信息不容置疑。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殷墟考古工作队队长唐际根认为，安阳大墓认定为曹操墓源自考古材料的知识，其中包括“唯一对唯一”的硬条件。墓中出土的刻有“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和“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刀”等8件石牌可证实墓主人死后称“魏武王”。历史上曹操生前称“魏公”、“魏王”，死后被谥为“魏武王”，其子曹丕称帝后又被称为“魏武帝”，这种身份是唯一的，这些都完全是排他的“唯一对唯一”的条件满足。
河南省文物局文物考古研究所原所长、考古与古文学专家郝本性先生认为，器物上“魏武王”3字可确定是指曹操。
河南省文物局副局长、在京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孙英民先生在向新闻媒体和社会公布安阳大墓确认为曹操墓的6条依据时说，刻有“魏武王”铭文的石牌和石枕，证明墓主人就是魏武王曹操。
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河南省历史学会会长、84岁的朱绍侯教授认为，文献记载，曹操生前先封为“魏公”，后晋爵为“魏王”，死后谥号为“武王”，其子曹丕称帝后追尊为“武皇帝”，史称“魏武帝”。出土石牌称“魏武王”，正是曹操下葬时的称谓。
中国《史记》研究会常务理事、曾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讲过《史记》的河南大学文学院王立群教授在看过安阳大墓的现场后对记者说，此次被列为重要证据的石牌上铭刻“魏武王”等字样，正是曹操下葬时的称谓。
中国《史记》研究会常务理事、曾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讲过《史记》的河南大学文学院王立群教授在看过安阳大墓的现场后对记者说，此次被列为重要证据的石牌上铭刻“魏武王”等字样，正是曹操下葬时的称谓。
■曹操墓研究专家刘心长： “魏武王”铭文是常识性错误，铭文石牌系伪造
上述诸位专家和学者可谓“知名”，他们的认定难道有什么问题吗？在刘心长看来，这批知名专家学者判认错了，在常识性问题上出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错误。这大约是轻信的人们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的，也是不少公众提出强烈质疑的主要原因之一。
同时，刘心长曾注意到，在热议风波中有人对“魏武王”的说法是否合适提出过质疑，但没有讲出问题在哪里，没有击中要害关键部位，因而也未能否定安阳大墓是曹操墓的认定结论。刘心长认为，石牌上的“魏武王”铭文存有重大问题。这3个铭文不是确认安阳大墓是曹操墓的硬证，恰恰相反，却是不能证明安阳大墓是曹操墓的硬伤。而要搞清此问题，需要注意以下几个关键点。
同时，刘心长曾注意到，在热议风波中有人对“魏武王”的说法是否合适提出过质疑，但没有讲出问题在哪里，没有击中要害关键部位，因而也未能否定安阳大墓是曹操墓的认定结论。刘心长认为，石牌上的“魏武王”铭文存有重大问题。这3个铭文不是确认安阳大墓是曹操墓的硬证，恰恰相反，却是不能证明安阳大墓是曹操墓的硬伤。而要搞清此问题，需要注意以下几个关键点。
◎“出于防盗墓考虑，曹操墓石牌不可能铭刻标示‘魏武王’字样”
东汉末年，军阀们为了筹集军饷和攫取宝物，疯狂掘墓。曹操也干过盗墓的事。《文选》载陈琳起草的《为袁绍檄豫州》列举曹操发掘梁孝王墓时说：“又梁孝王，先帝母昆，坟陵尊显。桑梓松柏，犹宜恭肃。而操帅将吏士，亲临发掘。破棺裸尸，略取金宝。至今圣朝流涕，士民伤怀。”唐朝李善注说：“《曹瞒传》曰：‘曹操破梁孝王棺，收金宝，天子闻之哀泣。’”这个哀泣的天子是汉献帝。檄文又说：“操又特置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所过隳突，无骸不露。”曹操还专门特置了盗墓官员，“发丘中郎将”大约相当盗墓总指挥，“摸金校尉”大约相当发掘大队长等等。
在这种盗墓成风的时代，特别是曹操自己也干过盗墓的事，他不能不考虑自己死后陵墓被盗挖的事。曹操一生政敌私仇很多，也应该想到防盗墓的事。曹操在遗令中说他的墓葬要“因高为基，不封不树”，为什么要这样安排？提倡薄葬是一个原因，出于防盗墓是另一个原因，而且是更重要的原因。曹操遗令说他的墓葬中要“敛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又遗令“金珥珠玉铜铁之类，一不得送”。这就是向世人昭示，他的墓中没有值钱的东西，没有必要盗挖。
曹操为了表明不埋葬金玉之物的决心，连标志他履历身份的金玺也没有带在身上。曹植在《武王诔》中说：“玺不存身，唯绋是荷。”金玺没有随身埋葬，随葬的只是系金玺的绶带。曹操不随葬金玺，除了金玺珍贵以外，还有不暴露身份的考虑，以防他的政敌仇家掘墓之后对他的尸骸焚烧施辱。
然而，曹操在遗令中并没有说过防盗墓，只是他在遗令言语中透露出他的防盗墓的考虑。明白无误地讲防盗墓是曹丕在三年以后所作的《终制》中说出的。曹丕说：“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亦无不掘之墓也。丧乱以来，汉氏诸陵无不发掘，至乃烧取玉匣金缕，骸骨并尽，是焚如之刑，岂不重痛哉！祸由乎厚葬封树。”曹丕从汉氏诸陵被盗掘的惨痛教训中，看到“厚葬封树”是盗墓的主要原因。所以曹丕要求“寿陵因山为体，无为封树，无立寝殿，造园邑，通神道”，“故吾营此丘墟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后不知其处。无施苇炭，无藏金银铜铁，一以瓦器”。
值得注意的是，曹丕说出防盗墓的最终目的是：“夫葬也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见也。”（《三国志·魏书·文帝纪》）墓葬是藏起来，使人找不着，看不见，更不标示墓主的身份姓名。曹丕是曹操主丧的孝子，他对墓葬的这种认识，会把刻有明确标示他父亲身份的“魏武王”的石牌埋入墓中吗？他不怕曹操墓也象汉氏诸陵被发掘，骸骨被烧的焚如之刑吗？这些违背曹操遗令、遗愿，违背曹丕令文、意愿的标示有“魏武王”的石牌到底该怎样解释呢？
在这种盗墓成风的时代，特别是曹操自己也干过盗墓的事，他不能不考虑自己死后陵墓被盗挖的事。曹操一生政敌私仇很多，也应该想到防盗墓的事。曹操在遗令中说他的墓葬要“因高为基，不封不树”，为什么要这样安排？提倡薄葬是一个原因，出于防盗墓是另一个原因，而且是更重要的原因。曹操遗令说他的墓葬中要“敛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又遗令“金珥珠玉铜铁之类，一不得送”。这就是向世人昭示，他的墓中没有值钱的东西，没有必要盗挖。
曹操为了表明不埋葬金玉之物的决心，连标志他履历身份的金玺也没有带在身上。曹植在《武王诔》中说：“玺不存身，唯绋是荷。”金玺没有随身埋葬，随葬的只是系金玺的绶带。曹操不随葬金玺，除了金玺珍贵以外，还有不暴露身份的考虑，以防他的政敌仇家掘墓之后对他的尸骸焚烧施辱。
然而，曹操在遗令中并没有说过防盗墓，只是他在遗令言语中透露出他的防盗墓的考虑。明白无误地讲防盗墓是曹丕在三年以后所作的《终制》中说出的。曹丕说：“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亦无不掘之墓也。丧乱以来，汉氏诸陵无不发掘，至乃烧取玉匣金缕，骸骨并尽，是焚如之刑，岂不重痛哉！祸由乎厚葬封树。”曹丕从汉氏诸陵被盗掘的惨痛教训中，看到“厚葬封树”是盗墓的主要原因。所以曹丕要求“寿陵因山为体，无为封树，无立寝殿，造园邑，通神道”，“故吾营此丘墟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后不知其处。无施苇炭，无藏金银铜铁，一以瓦器”。
值得注意的是，曹丕说出防盗墓的最终目的是：“夫葬也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见也。”（《三国志·魏书·文帝纪》）墓葬是藏起来，使人找不着，看不见，更不标示墓主的身份姓名。曹丕是曹操主丧的孝子，他对墓葬的这种认识，会把刻有明确标示他父亲身份的“魏武王”的石牌埋入墓中吗？他不怕曹操墓也象汉氏诸陵被发掘，骸骨被烧的焚如之刑吗？这些违背曹操遗令、遗愿，违背曹丕令文、意愿的标示有“魏武王”的石牌到底该怎样解释呢？
◎“当时正式公文没有‘魏武王’的称谓”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记载，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曹操被汉献帝策命“为魏公”。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6年），汉献帝“进公爵为魏王”。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曹操去世，“谥曰武王。二月丁卯，葬高陵”。
曹丕继任魏王，改建安二十五年为延康元年。曹操去世10个月之后，延康元年十月，曹丕禅代汉室称帝。《三国志·魏书·文帝纪》记载，使兼御史大夫张音持节奉玺绶禅位，汉献帝在禅位的册书中有“赖武王神武，拯兹难于四方”的文句。
曹丕即位，又改延康为黄初。黄初元年十一月，“追尊皇祖太王曰太皇帝，考武王曰武皇帝，尊王太后曰皇太后”。从这些当时的公文正式行文用语来看，曹操去世后正式标准用语是谥号“武王”，而不是“魏武王”。
曹丕继任魏王，改建安二十五年为延康元年。曹操去世10个月之后，延康元年十月，曹丕禅代汉室称帝。《三国志·魏书·文帝纪》记载，使兼御史大夫张音持节奉玺绶禅位，汉献帝在禅位的册书中有“赖武王神武，拯兹难于四方”的文句。
曹丕即位，又改延康为黄初。黄初元年十一月，“追尊皇祖太王曰太皇帝，考武王曰武皇帝，尊王太后曰皇太后”。从这些当时的公文正式行文用语来看，曹操去世后正式标准用语是谥号“武王”，而不是“魏武王”。
曹操墓中石牌文字的书写铭刻，是一件极严肃郑重的事，书写用语应该与正式公文的用词相一致。所以，石牌上不可能书写铭刻“魏武王”。这里还有一个佐证，曹植哀悼曹操的诔文题目是《武王诔》而不是《魏武王诔》，这证实曹操下葬时的正式称谓是“武王”而不是“魏武王”。
曹植还为曹彰写有诔文，题目是《任城王诔》，“任城”是曹彰的封地名。曹丕称帝4年后曹彰突然去世。如果曹操下葬时称谓是“魏武王”，曹植诔文的题目一定会是《魏武王诔》而不是《武王诔》。
由此可以判认，“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等石牌铭文是假的，是伪造的。
刘心长，男，河北省隆尧县人，1943年出生。1968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曾先后担任邯郸地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冀南党史征集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邯郸地委和邯郸市委政策研究室主任、邯郸市政协常委、政协文史委员会主任等职，邯郸市历史学会会长、编审，邯郸学院兼职教授，邯郸大学特邀研究员，临漳县古邺文化研究会特邀顾问。
刘心长同志勤于笔耕，矢志不坠，集数年成果，蔚为大观，他先后主编或参编了八本图书，撰写各类文章、论文120多篇。尤其是他从事历史研究30余年，是国内著名曹操墓研究学者，近10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曹操墓的研究，曾出版《曹操墓研究》（中国文史出版社2000年10月一版）一书，并著述大量有关曹操墓著作。
曹植还为曹彰写有诔文，题目是《任城王诔》，“任城”是曹彰的封地名。曹丕称帝4年后曹彰突然去世。如果曹操下葬时称谓是“魏武王”，曹植诔文的题目一定会是《魏武王诔》而不是《武王诔》。
由此可以判认，“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等石牌铭文是假的，是伪造的。
◎“‘魏武王’3个铭文本身就存有常识性的错误”
曹操去世时的建安二十五年，还是汉献帝的年号。曹操被谥封的“武王”，是汉朝的“武王”，而不是汉封的魏国的“武王”。曹丕禅代汉室，汉献帝在册书中说的“武王”，也是汉的“武王”，不是魏国的“武王”。曹丕称帝后，追封曹操为“考武王曰武皇帝”。这里的“武王”，也是汉朝的“武王”，也不是魏的“武王”。这里的“武皇帝”才是魏国的“武皇帝”即后世传称的“魏武帝”。
刘心长说，这是鉴别石牌是真是伪的关键点，是要害部位。“魏公”、“魏王”、“武王”，是3个平头等序的词，所谓平头等序是指大汉皇帝赐给曹操的爵位，如果在爵号前加主属词，只能加大汉或汉，不能加魏。魏是汉献帝赐给曹操的郡国封地，这时的魏，还不是朝代等级序列。如果真是在曹操墓中埋葬了标有“魏武王”字样的石牌，那就标明曹操已经篡汉了。这件事不论是曹操临终遗命，还是埋葬曹操时曹操的夫人卞氏和儿子曹丕干的，都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都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
同时，在是否代汉这个重大的政治问题上，曹操生前是有过慎重考虑的。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汉罢三公官，置丞相、御史大夫，以曹操为丞相。为了平息舆论，曹操在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下了一道有名的令文《让县自明本志令》。曹操在令文中回顾了他的思想发展过程，开始青年时期的志向并不大，“意遂更欲为国家讨贼立功，欲望封侯作征西将军，然后题墓道言‘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此其志也”。
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自己平定天下的功劳越来越大，同时权位也越来越高越重，所以恐人“私心相评，言有不逊之志，妄相忖度”，于是把别人想说的话曹操自己真实地讲了出来。曹操列举历史上的范例，说他三世深受汉室厚恩，决不篡汉。曹操还说，他死之后，要让他的妻妾都出嫁，把他心里的真实想法先告诉社会上的人们，“孤此言皆肝鬲之要也”。
刘心长认为，曹操讲这个话的时间是在他去世前的10年，为时不算太长。当时曹操代汉这件事不但在曹操政治集团中的人有议论，连东吴的孙权也看出强大而握有重权的曹氏代汉只是个时间问题了，所以就上书称臣，称说天命，劝曹操当皇帝。《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松之注引《魏略》记载：“王以权书示外曰：‘是儿欲踞吾著炉火上邪！’”这小子打算把我放在炉火上烤呀！曹操心里明白，谁抢着篡汉称帝，谁就会成为众矢之的。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的记载：“夏侯惇谓王曰：‘天下咸知汉祚已尽，异代方起。自古以来，能除民害为百姓所归者，即民主也。今殿下即戎三十余年，功德著于黎庶，为天下所依归，应天顺民，复何疑哉！’王曰：‘“施于有政，是亦为政”。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曹操的意思表达清楚了。他引用了《论语·为政》中的一句话，这句话的意思是只要把孝友的品德应用到政治上，那也就是参与了政治。曹操引用这句话的潜台词是，已经掌握了实权，可以发号施令，也就行了。在他这一代，决不代汉，不冒这个政治风险。如果有可能，他的下一代即曹丕那一代可以代汉，他只发挥周文王的作用。
“这件事在当时是一个重大而敏感的政治问题，但后来就变成一个历史常识了。”刘心长强调，魏武帝的“魏”与曹操为魏王以及去世后的谥封武王时的“魏”不是一个概念。可以称魏武帝，却不可以称魏武王。后来人们称的“魏武”是指魏武帝而不是魏武王。所以，这里就有理由发问，曹操早年的最大志向是死后在墓道题“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怎么在曹操并未代汉的情况下却在曹操墓中发现了标示有“魏（故）武王”的石牌呢？考古专家和有关学者在认定石牌时考虑过这个常识性的问题没有？如果没有考虑到，是水平问题；如果考虑到了，就是态度问题了。
刘心长说，曹操要代汉，可以象曹丕那样在繁阳设坛光明正大地禅代，象这样偷偷摸摸，鬼鬼祟祟，在墓中放上标有“魏武王”字样的石牌，算什么？曹操是“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强势人物，他会让家人在他死后干这种见不得人的事吗？曹丕、卞氏会在曹操尸骨未寒的情况下干这种卑鄙龌龊、蝇营狗苟的事吗？所以，仅凭石牌上“魏武王”这3个铭文，就可以正确认定石牌是假的，是伪造的。如果不是，怎么解释？请考古专家和有关学都作出回应。
◎“‘魏武王’的称谓是历史文献的一个误抄误记”
刘心长说，这是鉴别石牌是真是伪的关键点，是要害部位。“魏公”、“魏王”、“武王”，是3个平头等序的词，所谓平头等序是指大汉皇帝赐给曹操的爵位，如果在爵号前加主属词，只能加大汉或汉，不能加魏。魏是汉献帝赐给曹操的郡国封地，这时的魏，还不是朝代等级序列。如果真是在曹操墓中埋葬了标有“魏武王”字样的石牌，那就标明曹操已经篡汉了。这件事不论是曹操临终遗命，还是埋葬曹操时曹操的夫人卞氏和儿子曹丕干的，都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都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
同时，在是否代汉这个重大的政治问题上，曹操生前是有过慎重考虑的。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汉罢三公官，置丞相、御史大夫，以曹操为丞相。为了平息舆论，曹操在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下了一道有名的令文《让县自明本志令》。曹操在令文中回顾了他的思想发展过程，开始青年时期的志向并不大，“意遂更欲为国家讨贼立功，欲望封侯作征西将军，然后题墓道言‘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此其志也”。
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自己平定天下的功劳越来越大，同时权位也越来越高越重，所以恐人“私心相评，言有不逊之志，妄相忖度”，于是把别人想说的话曹操自己真实地讲了出来。曹操列举历史上的范例，说他三世深受汉室厚恩，决不篡汉。曹操还说，他死之后，要让他的妻妾都出嫁，把他心里的真实想法先告诉社会上的人们，“孤此言皆肝鬲之要也”。
刘心长认为，曹操讲这个话的时间是在他去世前的10年，为时不算太长。当时曹操代汉这件事不但在曹操政治集团中的人有议论，连东吴的孙权也看出强大而握有重权的曹氏代汉只是个时间问题了，所以就上书称臣，称说天命，劝曹操当皇帝。《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松之注引《魏略》记载：“王以权书示外曰：‘是儿欲踞吾著炉火上邪！’”这小子打算把我放在炉火上烤呀！曹操心里明白，谁抢着篡汉称帝，谁就会成为众矢之的。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的记载：“夏侯惇谓王曰：‘天下咸知汉祚已尽，异代方起。自古以来，能除民害为百姓所归者，即民主也。今殿下即戎三十余年，功德著于黎庶，为天下所依归，应天顺民，复何疑哉！’王曰：‘“施于有政，是亦为政”。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曹操的意思表达清楚了。他引用了《论语·为政》中的一句话，这句话的意思是只要把孝友的品德应用到政治上，那也就是参与了政治。曹操引用这句话的潜台词是，已经掌握了实权，可以发号施令，也就行了。在他这一代，决不代汉，不冒这个政治风险。如果有可能，他的下一代即曹丕那一代可以代汉，他只发挥周文王的作用。
“这件事在当时是一个重大而敏感的政治问题，但后来就变成一个历史常识了。”刘心长强调，魏武帝的“魏”与曹操为魏王以及去世后的谥封武王时的“魏”不是一个概念。可以称魏武帝，却不可以称魏武王。后来人们称的“魏武”是指魏武帝而不是魏武王。所以，这里就有理由发问，曹操早年的最大志向是死后在墓道题“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怎么在曹操并未代汉的情况下却在曹操墓中发现了标示有“魏（故）武王”的石牌呢？考古专家和有关学者在认定石牌时考虑过这个常识性的问题没有？如果没有考虑到，是水平问题；如果考虑到了，就是态度问题了。
刘心长说，曹操要代汉，可以象曹丕那样在繁阳设坛光明正大地禅代，象这样偷偷摸摸，鬼鬼祟祟，在墓中放上标有“魏武王”字样的石牌，算什么？曹操是“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强势人物，他会让家人在他死后干这种见不得人的事吗？曹丕、卞氏会在曹操尸骨未寒的情况下干这种卑鄙龌龊、蝇营狗苟的事吗？所以，仅凭石牌上“魏武王”这3个铭文，就可以正确认定石牌是假的，是伪造的。如果不是，怎么解释？请考古专家和有关学都作出回应。
◎“‘魏武王’的称谓是历史文献的一个误抄误记”
汉末曹魏时期的正式公文中，没有“魏武王”的称谓。因为“魏武王”的称谓不符合历史事实，也因为曹操身份特殊，此事敏感。实际上，如果在朝代上没有疑问，墓主身份也没有政治敏感问题，后世史学家和世人也可以用郡国封地称谓墓主。陈琳在《为袁绍檄豫州》中，说过“梁孝王”。“梁”是西汉孝王刘武的封地。《三国志·魏书·武文世王公》中也有“任城威王彰”、“彭城王据”等称谓，“任城”，“彭城”，也是封地。
但是，曹操就不同了。当时就有不少人疑心曹操要篡汉，这是一个重大敏感的政治问题。所以“魏武王”的铭文不可能在曹操墓中出现。如果曹操墓中的石牌不写汉臣，而写“魏武王”，会带来政治麻烦，给政敌以口实。历史事实是，曹操时期不但没有“魏武王”的称谓，就连“魏武”这个词也没有，只称“魏公”、“魏王”，死后谥为“武王”、“武皇帝”，“魏武”是后来史学家和文人对曹操的称谓。
刘心长注意到，“魏武王”的称谓在曹魏两晋时期的历史文献中没有出现过，只是在南北朝及其以后的历史文献中才有记述，而这些记述都是存有问题的。“魏武王”的称谓在历史上以东晋末年和南朝初年为分水岭，东晋末年以前历史文献没有“魏武王”的称谓，南朝初年以后的历史文献中才出现了“魏武王”的记述。不过，这种历史文献中的乱象，稍加考析即可辩清。不管是南朝《宋书》，还是北朝的《水经注》，以及再后唐初的《晋书》，都不能否定曹魏时期只有“武王”的谥号而没有“魏武王”的称谓。
综述，刘心长认为，南北朝以前历史文献没有“魏武王”的称谓，“魏武王”的称谓是在东晋以后才出现的，就此可态度坚定地指认判言，安阳大墓中刻有“魏武王”铭文的石牌是假的，是伪造的。这里，公众会自然地提出这样的质疑，石牌是根据东晋以后哪种历史文献的记述伪造的？又是怎样伪造的？为什么要这样伪造？这个问题难道不应该认真查清吗？
但是，曹操就不同了。当时就有不少人疑心曹操要篡汉，这是一个重大敏感的政治问题。所以“魏武王”的铭文不可能在曹操墓中出现。如果曹操墓中的石牌不写汉臣，而写“魏武王”，会带来政治麻烦，给政敌以口实。历史事实是，曹操时期不但没有“魏武王”的称谓，就连“魏武”这个词也没有，只称“魏公”、“魏王”，死后谥为“武王”、“武皇帝”，“魏武”是后来史学家和文人对曹操的称谓。
刘心长注意到，“魏武王”的称谓在曹魏两晋时期的历史文献中没有出现过，只是在南北朝及其以后的历史文献中才有记述，而这些记述都是存有问题的。“魏武王”的称谓在历史上以东晋末年和南朝初年为分水岭，东晋末年以前历史文献没有“魏武王”的称谓，南朝初年以后的历史文献中才出现了“魏武王”的记述。不过，这种历史文献中的乱象，稍加考析即可辩清。不管是南朝《宋书》，还是北朝的《水经注》，以及再后唐初的《晋书》，都不能否定曹魏时期只有“武王”的谥号而没有“魏武王”的称谓。
综述，刘心长认为，南北朝以前历史文献没有“魏武王”的称谓，“魏武王”的称谓是在东晋以后才出现的，就此可态度坚定地指认判言，安阳大墓中刻有“魏武王”铭文的石牌是假的，是伪造的。这里，公众会自然地提出这样的质疑，石牌是根据东晋以后哪种历史文献的记述伪造的？又是怎样伪造的？为什么要这样伪造？这个问题难道不应该认真查清吗？
刘心长简介：
刘心长，男，河北省隆尧县人，1943年出生。1968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曾先后担任邯郸地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冀南党史征集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邯郸地委和邯郸市委政策研究室主任、邯郸市政协常委、政协文史委员会主任等职，邯郸市历史学会会长、编审，邯郸学院兼职教授，邯郸大学特邀研究员，临漳县古邺文化研究会特邀顾问。
刘心长同志勤于笔耕，矢志不坠，集数年成果，蔚为大观，他先后主编或参编了八本图书，撰写各类文章、论文120多篇。尤其是他从事历史研究30余年，是国内著名曹操墓研究学者，近10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曹操墓的研究，曾出版《曹操墓研究》（中国文史出版社2000年10月一版）一书，并著述大量有关曹操墓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