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善余：“南委事件”脱险 一生矢志公安
丘善余，生于广东省大埔县百侯镇侯南村。享受副厅级待遇离休干部。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在百侯中学任军事教官，组织发动在校学生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奔赴各地党组织开展工作，还奉命组织大埔县军政人员训练班并任指导员。1949年大埔县解放后任大埔军管会治安科长，后经组织决定安排到永定县公安局任首任局长。1950年调任龙岩专区公安处第三科治安科科长。1954年调任上杭县蛟洋中学校长。1981年任龙岩地区公安干校校长，龙岩地区公安史办主任。
作为一名地下党工作者，丘善余所经历的很多事情并没有和他的孩子们提起，更遑论向社会公开。作为他的长子，丘建东听得比较多的是丘善余在“南委事件”时经历的一些事情。
龙岩少有，“南委事件”亲历者
“父亲生前和我说的关于他的经历不多，我想第一个是不是陈述一下‘南委事件’中我的父亲。‘南委事件’发生在1942年，我父亲是该事件的亲历者，也是为数不多的幸存者。‘南委’的全称是中国共产党南方局南方工作委员会，南方局由周恩来领导，南委的书记是方方。如果说‘皖南事变’是我党军队史上的痛，那么我想‘南委事件’应该是我党政工史上的伤痕。”在丘建东的印象中，丘善余亲历 “南委事件”并从中脱险，这样的经历在龙岩市原闽粤赣边老同志联谊会的老同志里边是少有的。
“据父亲向我陈述，事件发生时，父亲任广东省百侯区委总支部书记，因为当时我党提倡精干人员，不要太庞大的队伍，所以父亲相当于区委书记。我们家在大埔县百侯镇侯南村笃祜楼，‘南委事件’前，百侯的地下党常在笃祜楼开会研究地下工作，‘南委事件’发生后，他们又在此商讨应对工作。‘南委事件’中，父亲的上级同时也是入党介绍人杨保华和丘鸿耀，还有当时埔南县委书记黄芸等人均壮烈牺牲，笃祜楼又成了幸存者们为牺牲烈士举行秘密追悼会的场所。”多少个深夜，百侯区的地下工作者们就这样在笃祜楼上伴随着昏黄的灯光在讨论着工作，在楼下负责放风的则是丘善余的母亲蓝厅珍，根据丘建东的回忆，他的奶奶是当地一名地下党老接头户。
“‘南委事件’发生后，父亲的上级给了他300块光洋并让他趁没有暴露马上走，离开百侯。那我父亲走了没有？走了，但不是按组织要求马上走，我父亲当时是这么说的：‘我要是马上走的话，敌人会怀疑，和我联系的人就可能会暴露，我必须先把事情安顿好。’同时，我父亲把300块光洋当场还给了组织，因为他认为‘党其它的工作也需要用钱’。所以实际上，我父亲离开百侯已经是几天之后。这两件事，父亲和我说了之后，我很感动，当时的形势很危急，大埔有两个电台，其中一个已经被破坏殆尽，就剩丘善余家乡侯南村见南轩的备用电台（只收不发）还没有暴露，敌人的行动是不会放缓的，所以对父亲这种临危不惧的精神我很敬佩，也很感动。当然，从后面回头来看，善后的这几天，也为我父亲的转移留出了准备时间。”正所谓祸兮，福之所伏，善后的这几天，当地组织联系上了在当地很有影响力的一个人，正是借助他，丘善余成功地离开了百侯而不被人怀疑。
巧借东风，丘善余虎口脱险
“父亲脱离危险区很有戏剧性。在这里必须先提到一个人———杨德昭，此人当时是国民党的陆军中将，同时也是百侯中学的董事长，实际上百侯中学可以说是他一力促成的。杨德昭在开办百侯中学后，除了邀请罗明来担任校长（1937-1942）外，还聘请好友陶行知推荐的晓庄师范优秀教师和学生来校任教，使百侯中学成为实践陶行知生活教育思想的基地，当时有一种说法叫做‘北有晓庄，南有百侯’。 百侯中学自创办起即有共产党组织活动，关于这一点，杨德昭并不清楚，包括罗明的情况。”长征时，罗明任中央党校教育处长，遵义会议后因其有伤在身，组织决定留他与夫人谢小梅在贵阳开辟黔川滇边区，但因未能与当地党组织取得联系，加之生活难以维持，到上海寻找党组织又未果，罗明因此失掉了组织关系，直到1980年经陈云同志提请中共中央批准才恢复党籍。1936年冬，罗明回到家乡大埔任百侯中学考核股长、代理校长，尽管失去了组织关系，但他先后与张鼎丞、方方以及时任大埔县委书记肖明、后任南委联络员的李班取得联系，又投身于革命工作并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培养青年，掩护革命同志。“南委事件”发生后，国民党当局把百侯中学作为打击对象准备搜查，身在家乡的杨德昭挺身顶住了逆流。罗明也通过他的关系，把一批进步学生或转移到外地，或介绍到已迁柳州的四战区长官部，保存了革命力量。“南委”受到破坏而设在百侯的电台却得以保全，“南委”主要负责人也先隐蔽于百侯后安全转移到外地，不能不说是杨德昭掩护之力、罗明翼护之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杨德昭积极支持时任广东绥靖公署副主任吴奇伟上将弃暗投明，后又与黄绍竑等八十余人联名通电起义。
“父亲应该是在上级要求他转移三天后才离开百侯，由杨德昭带着离开。杨德昭当时不知道罗明和南委领导人的关系，也不清楚地下党在百侯中学的活动，更不清楚我父亲的真实身份，在他的印象中我的父亲是一个年轻有为的同乡后生，所以通过上级的运作，我父亲后来就和另外一位叫丘菊荣的女同学跟随着杨德昭从三河坝坐船下汕头，经海路去了广州，而后父亲继续从事地下活动，当时的说法是杨德昭带着‘金童玉女’出去增广见闻。1949年，我父亲出任百侯中学军事教官，组织在校学生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在我父亲经常提到的人当中，提到最多的就是罗明，算起来我父亲还是他的学生，因为父亲曾就读于百侯中学，罗明正是他的校长。我父亲对罗明的感情，除了师生情，还带着一种对老革命家的崇拜，而罗明对我父亲也非常器重。在学校里，我父亲是学生会的总干事，这个是公开的身份，但同时我父亲还是百侯中学地下学生党支部书记，这一点连罗明都不清楚。这段师生情一直保持着，新中国成立后，罗明每来龙岩找我父亲，开口打招呼必是‘善余’，一切就像当年在百侯中学一般。”
信念坚定，一生矢志公安情
“父亲从事的多是地下工作，跟我讲得最多的就是他在‘南委事件’后的经历，其他的多是新中国成立后他从事的公安工作。对于公安工作，他是发自心里的热爱。”丘建东这样解释丘善余为何如此热爱公安工作，“因为在他看来，公安工作是一份‘党信任你才会让你从事’的工作。”
“新中国成立前后，像我父亲这样的干部，在工作安排上主要是两个方向，一部分人留在粤东乃至广州本土任职，一部分人则和我父亲一样进入闽西。父亲甫到闽西便出任永定县首任公安局局长，不久调第八专员公署公安处（旧址在今新罗区中山路五彩巷附近）工作。先后在柯志达、邱锦才两任领导下工作，当时公安处下属才五、六个科室，父亲是治安科科长。”根据丘建东的回忆，穿上警服的丘善余和他的同事们做的几件事情一直为丘善余津津乐道，“第一件事情是开办了人民警察培训班，用新警察取代旧时代的警察来保卫我们的新生政权。第二件事情是驱逐了一个与境外势力有联系的教会在长汀、上杭等县的点，名字叫做‘圣母军’。”新政权甫立，国际形势因朝鲜战争风起云涌，国内国民党残留势力蠢蠢欲动，“当时的治安工作丝毫不能放松。父亲和我说，为了维护社会安定，他们也是妙招迭出，比如当时适中坂寮岭有一个旅馆，不知情的人都以为那只是一个私人开设的旅馆，但实际上它是公安处布的一个点。为什么要在那布点，坂寮岭是进出龙岩的一个重要通道，在那里布点，可以掌握各类出入龙岩的人的情况。类似的点还有华侨旅行社等，公安局均会安排人担任副社长等职务。”
然而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虽然丘善余对公安工作的热爱是发自内心的，但在1954年，他还是被调至上杭四中（即蛟洋中学，校址在革命奇人傅柏翠旧居旁）出任校长。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虽然暂时离开了公安队伍，丘善余却在文昌阁畔找到了相伴终生的伴侣———蛟洋小学女教师汤云芬。“1959年丘善余又成了反右倾反出来的右派分子，1961年被迫去上杭西门农场（全称上杭县良种繁育场，为上杭县农业局下属单位，因地处上杭县西门，被称为西门农场。许多有“问题”的人都曾在此劳动改造）劳动改造，并开除党籍，但保留公职、工资，还可以从上杭四中每月领30元生活费。”
坚定的信念，是丘建东理解的关于父亲能够坚持下来的理由，“我父亲坚信自己不是所谓的右派，他自比楚国屈原，也相信党组织会给他清白，所以他对自己的未来依旧充满信心，包括有朝一日重返公安队伍。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父亲得以平反并被安排到上杭县物资局当副局长、党支部副书记，后来成为大企业家的龙工集团主席李新炎当时也在物资局工作。对有些人而言，这或许是一个很吃香的部门，但父亲并不满意，因为他的心里，一直恋恋不忘公安工作，这是他的信念，也是我很佩服他的地方。老战友黄光正曾赋诗一首赠予丘善余：‘知足心常乐，登高地自宽。九天非绝顶，独处岂孤单。广宇藏浩气，狂飙卷激澜。真理千古在，何须发冲冠。’我们几个孩子也在努力成为父亲一样信念坚定的人。父亲留给我的《公安局通讯录》成了我无比珍惜的遗产。”心术不可得罪于天地,言行要留好样于儿孙，丘建东时时处处以父为镜，将毕生投入了法律工作，尤其是在消费维权领域总能听到他的声音，同时他还是中国公益诉讼的创始人，老革命的红色基因永不失传。（段勇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