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钧（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

    在市场经济社会中，据说消费者会被当作“上帝”来供奉。道理很简单，市场经济是围绕“需求”来运行的，而满足需求则要通过消费来实现。正因为如此，消费就成了经济发展的咽喉要道，“上帝”的地位也是因为消费者“一夫当关”的优势地位得来的。
    然而，中国的消费者却很“弱势”，关键就在于他们没有能力扼守“消费”的咽喉要道。从计划时期起，由于当时特殊的社会经济环境，中国社会养成了一种习惯，出口商品的质量必须是一等一的，而中国老百姓享用的则“应该是”二三流甚至是不入流的，如果有“出口转内销”，那就是大大的福气了。这种“习惯”其实一直延续至今。
    改革开放之初，虽说中国的经济体制已然转向“市场”，但观念的转变总是滞后的。中国消费者维权需投入的成本和机会成本太大，何况是以个人的力量与有组织的力量抗衡，也许对手背后还有更权威的力量支持，这足以使九成九的消费者望而生畏，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权利。
    “职业打假人”就这样应运而生。探讨“职业打假人”到底是一种什么性质？也许很有趣。把他们看作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大侠，他却是要“商业运作”的，因为他们也要生活。这种以商业化手段来维护公共利益的做法，其实有其自相矛盾的所在。所以“职业打假人”与中国真正的消费者群体距离越拉越大。当他们以“刁民”的身份和手段去对付“不良企业”或“垄断企业”时，普通消费者只是一个“等待搭便车”的看客。因此，他们的“主要业务”最后只能为被侵权的企业去讨公道了。这与中国消费者对他们扮演的社会角色的某种期望并不兼容。

　　如果以营利或市场的方式来运作，维权也成了一种“消费”，如前所述，这是绝大多数中国消费者消受不起的。中国社会要想真正地保护“消费者权益”，是需要有相应的社会组织出来承担责任，而且这样的组织应该是非营利的公共服务，是允许所有消费者“搭便车”的。

　　改革开放30年后的中国社会，“消费”将成为一个最突出的关键词。消费者利益的保护是政府一项极其重要的公共政策，非营利的消费者组织则是实现目标的重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