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日报》兰帆

     假冒伪劣一次性输液器市场泛滥 记者、职业打假者联手追踪揭露真相. 
　　10年前，远在重庆千里之遥的江苏省武进县郑陆、三河口镇一带，制造假冒伪劣一次性输液器的手工业作坊开始日益猖獗，并不断向全国各地输送。 
　　1990年，常州市对一次性输液器生产企业进行大规模整顿，三河口一带约五六十家此企业被压缩到五六家，手工业作坊开始转入地下生产。 
　　医学专家证明，由于假冒伪劣一次性注射器、输液器的生产不符合国家卫生标准，都没有在10万级进化条件下生产，产品中的尘埃大幅度超标，进入人体后容易引发中风、脑血栓、毛细血管栓塞、肉芽肿等疾病；造假用的非医用级甚至工业级材料，会引起人体致癌、致畸、致突变。 
　　两年前，受某医药公司的委托，叶光到西安进行市场调研，发现了大批假冒伪劣一次性输液器，然后在成都、重庆、郑州、济南、长春等地药品市场上均发现了此类情况，而且种种暗访的结果表明，造假的源头就在江浙一带，其中尤以武进最为猖獗。 
　　于是，叶光举起了打假的大旗。 

一、暗访“造假村” 

　　今年3月31日上午，记者和叶光一行三人乔装打扮来到三河口一带的武市焦溪镇中分逢村。 
　　叶光的身份是重庆某医疗器械厂经理，西装革履，派头十足，作为一般的“采购人员”，记者的衣着则寒酸得多。 
      数家正规厂家的线索皆证明，中逢村就是生产假冒伪劣一次性输液器非常有名的“造假村”。 
　　江南的春天，暖风熏人，一个身穿迷彩服，皮肤黝黑的中年人正扛着一把三叉锄头走向金黄色油菜花的田埂。 
　　叶光把他叫住了：“老乡，您这里有没有一次性输液器的零配件？”一口浓重的四川话。“迷彩服”愣了片刻，上下打量着叶光的神情和穿着，目光中充满着疑惑。 
　　“你有没有名片？”他问，叶光说没有。 
　　“那有没有身份证？”他又问，叶光掏出了身份证，最起码能证明自己是重庆人。 
　　“家里有，我带你们去看看，”“迷彩服”放松了警惕，他对另外两个“采购人员”的身份没在进行“严格审查”。 
　　“迷彩服”的家是村口的一幢二层小楼，他坚持不让我们上二楼，但很快就从楼上取下一大把带有半截导管的“头皮针”。 
　　“每根0、032元，大包装小包装都有，每大袋300根，你要多少根？”“迷彩服”急切地问。此时二楼一个女人在用当地方言大叫，他又急匆匆跑上楼去。 
　　记者迅速掏出照相机拍照，闪光灯一亮，门外突然闯进一个黑色的老头，一言不发地直奔二楼。 
　　一阵嘈杂声过后“迷彩服”飞速奔下大喊：“你们是记者，刚才照相了。” 
　　记者已把相机藏好，拉开背包给他看，叶光甚至掏出上海—常州的车票向他表示自己的“清白”但对方已丧失了信任。 
　　“你们走吧，这生意我不做了，有什么了不起，大不了罚我二、三十块钱。”“迷彩服”的神情突然由激奋变得鄙夷起来。 
　　上面的女人又开始狂呼乱叫，我们被赶出了家门。 
　　村内一个拾垃圾的安徽小伙子被叶光用十元钱收买后才开尊口，他说，每隔两三天来趟中逢村，每次都能捡到满满一板车塑料垃圾，其中有大量废弃的输液器配件和包装袋。 
　　“他们都躲在房子里，大部分在二楼，门窗紧闭。你们根本进不去。”拾荒者说，他送给记者几张塑料包装袋，上面有厂名、厂标和使用说明等，但字迹模糊，是假冒金坛县某医疗器械厂的一次性输液器。 
　　仅仅十几钟后，风声就走漏了，小路两旁冷冷清清的院子里突然热闹起来，四五位中年妇女出现了，她们注视着记者一举一动，不时用方言议论着。 
　　记者开始撤离，有人骑着摩托车跟踪。 

二、正规厂商道出造假内幕 

　　这是常州市一家非常有名的一次性输液生产厂家，它的国家级生产许可证号排在全国前列。 
　　但厂长始终不肯透露姓名，他怕造假者砸黑砖，也担心上级部门找他麻烦，虽然他自称也是受害者。 
　　“这个市场已经存在十几年了，”他说，“九十年代初造假者最为猖獗时，所有地下厂的产量超过正规厂家的两倍以上。” 
　　据他透露，三河口一带各村造假者生产零配件的集中窝点，采取的方式是：由约二十几个小头目联系“业务”下达给各村数量众多的地下家庭式作坊进行生产；一般规律早晨发送原料，白天生产，天黑时收回成品，深夜运输，组织严密，手法隐蔽。每人发往全国的成品少则2—3卡车（指2吨左右），多则5—6辆。按每辆装载400箱，每箱1200支左右计，每辆车就能运走60万副一次性输液器。 
　　“他们一般不卖给当地的经销商或医院，因为这里几乎家家户户都清楚这些产品的质量难以保证”，该厂长说，造假者的目标是常州以外的全国各地，特别是老少边穷地区，价格虽然极其便宜，但由于数量大，他们仍能获得暴利。 
　　拿记者从“迷彩服”家“偷走”的一截带有导管的“头皮针”为例，制假者的出售价格是0.032元/支，而正规厂家生产的同类产品仅一根针头就需0.05元左右，国外进口针头可达0.10元。 
　　医院最常用的7号一次性输液器，整套产品的成本是0.58—0.60元，而劣质产品仅需0.30—0.40元，最低价格甚至在0.20元左右。 
　　我们参观了该厂的10万级无菌生产车间，消毒和无菌生产程序极其严密，据说投资在200万元以上。因此，对全部凭借廉价小机器或手工生产的造假者来说，制造生产成本原本较低，技术含量也较低的一次性输液器，简直可称得上一本万利。 
　　他透露，由于当地政府不能长期保持对造假者打击的“高压”状态，长期以来，打假线索只能依赖两个举报途径：造假者与邻居不和引发的矛盾及看别人造假致富自己眼红的村民。 
　　由于地方政府和行政执法部门一般对造假者采取以罚代管的手段，造成的直接后果是后者以“赌徒”心态更加疯狂地造假挣损失，根本无法从根本上加以打击和扼制。在劣制假冒产品的市场冲击下，有些正规厂家也被“逼良为娼”，做起了造假的生意。 
　　该厂一位工作人员私下向记者透露，三河口以前的支柱产业主要是注机和输液器，现在则主要靠生产输液器了。 
　　与厂长的谈话是在一连串的长呼短叹中结束的，他说，他无力改变现状，只求那些邻近的造假者不要把价格定的太低，让厂子能活下去就心满意足了。 

三、再访造假窝点

　　由于在三河口一带行踪暴露，记者与叶光商定，再选择一个农村，暗访造假窝点，摸清其加工模式与造假规模。 
据正规厂家透露，由于近年地方政府组织了几次较大规模的整顿，三河口附近农村的造假活动有所收敛，部分手工业作坊和造假头目开始转移到焦溪镇附近。焦溪镇位于武进与江阴、无锡交界地带，管理相对松散，更易于造假，记者将暗访目标确立在其附近农村。 
　　4月1日下午，记者与叶光等三人赶到焦溪，在江南旅社住下。 
　　旅店老板又被叶光的四川口音迷惑，告之陈家村一名叫陈xx的老板是做一次性输液器生意的大户，可以与他联洽业务。我们立即步行赶往陈家村，在村民的指点下，我们找到了陆宅。 
　　这是幢新建的极其漂亮的二层小楼，大门紧闭，敲了半天也没有人开门。二楼的玻璃窗内，窗帘低垂，遮得非常严密。在门外的乱石堆上，记者发现了两捆木材，捆扎的包装上印有“常州市医疗器械总厂”的字样。 
　　在村民的指点下记者来到陈家村13号，据村民称是陆xx之弟的隔壁，半沿掩的门内是零乱的家具。一个四十岁左右的中年妇女正坐在一个低矮的方桌前不慌不忙地向塑料袋内装成品的一次性输液器，她的膝盖上摞着一大堆橡胶导管，左手向方桌拿一段半成品，把导管一插，再装进印刷好的包装袋内，随手扔进右首的一只箩筐里，动作娴熟。 
　　她的老公很快从后院出来，他简单问明了情况，就拉着我们去敲隔壁的12号后院的一扇铁门。 
　　门吱吱嘎嘎地打开了，又是一幢稍显简陋的二层小楼，在下层一间约30平米的仓库内，堆满了成箱的一次性输液器。 
　　“他们是来找你们老板谈生意的”。隔壁女人的老公介绍完扭头就走了。 
　　这里有三个女孩，是陆家雇来的四川打工妹。也许是叶光的乡音使他们在短暂间放松了警惕，同时未对我们身份表示怀疑，甚至很快就低头开工了。 
　　一台小型封口机就在墙角立着，他们在做这道生产工序的最后一环，包括向包装袋内填加各式的合格真证。记者大致数了一下，仓库内共约990箱输液器，假冒的厂家有常州医疗器械厂总厂等四个正规生产企业。 
　　后来在谈话中引起了她们的怀疑，我们准备撤离现场。步入正房的后门，在大厅的偏室内又发现了数袋未有封口的导管，甚至有些尚未裁剪。送我们出门的打工妹开始不安，我们刚刚跨出大门，沉重的防盗门就重重地关上了。 

四、流产的打假行动 

　　4月3日上午9：10，叶光以消费者的名义向常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稽查处举报了陈家村的造假窝点。 
　　稽查处处长张玉泽立即与武进市质监局联系，共同行动，端掉此窝点。 
　　张称，日前，江苏省共有23家有许可证的一次性输液器生产厂家，其中常州市就占了17家，占全国产量的60%以上。三河口一带造假的情况在全市最为严重。 
10：15，市质监局稽查大队副队长江华带领一名工作人员与武进质监局稽查大队队长殷和新等8人在郑陆镇汇合，分乘一大一小两辆中巴车向陈家村方向驶去。 
约10：45，打假小组抵达陈家村，迅速扑向造假窝点。被围困的屋主显然措手不及，一个名为薄雪珍的女人正准备吃午饭，她对执法人员称，自己不是货主，这里也不是陆家的房子，她只是出租给别人做厂房使用。 
　　仓库的货物已经运走大半，从几个打工妹惊慌的表情可以看出，陆家老板并未对前天三位陌生人的遗访产生怀疑，被运走的货物更像是按“正常交易”后消失的。 
　　执法人员开始做笔录，清点货物数量。部分村民开始陆续赶来围观。 
　　一个据说是蒋雪珍公爹的哑巴突然出现在现场，他驮着背，嘴里嗬嗬地低吼着，神情激动地在前屋后院来回走动。记者拍照时的闪光灯显然把他激怒了，他冲上去要抢夺，被反应迅速、处事老练的殷队长劝住。 
　　围观的人越来越多，记者决定先行撤离现场，坐在常州市质监局的小型面包车内。记者发现闻讯而至的表年人越来越多，他们有的骑着摩托车，有的骑着自行车，速度飞快，面无表情。 
　　下午4：30，抵达常州市后不久，记者赶到武进市质监局，殷队长很遗憾地说：“货物全被抢走了。” 
　　由于围观的人多达三四十人，他们只有8人，在开始搬运货物时，有围观者开始起哄并动手抢货。执法人员见“敌众我定寡”，只好眼睁睁看着货物被全部抢走。 
　　这是一次流产的打假行动，好在执法人员未遭到殴打。 
　　武进市质监局所的一份现场报告称：现场共查获假冒四家企业的一次性输液器164箱，此外还有11只蛇皮包装袋，装有44万支漏斗。 

五、被打的“打假者”

　　武进市卫生防疫站消毒杀虫科科长殷洪府指着自己被打掉的半颗门牙说：“这是被中逢村的造假者打断的。” 
　　在今年2月24日的一次联合打假行动中，殷科长与同行的几位执法人员被村民冯玉新等人殴打，他本人遭受伤害最重，被医院诊断为脑震荡。 
　　主管打假工作的武进市副市长张建新对此事专门作出批示，要求“严肃加重处理”，时至今日，殷洪府说，虽然两名打人者刑事拘 数日，但“因为方方面面的关系（打人者）还是以纠纷的形式被放掉了。” 
　　据估计，焦溪镇一带的地下工厂上档次的注塑机至少有50台，每天满负荷运转能够生产数十万具注射器，还有大量的小型注射机在日夜不停地生产零配件。 
伪劣产品的生产成本很低，而且使用聚丙烯和聚氯乙烯，正规厂家用的正医用级原料，里面的单体、增塑剂等数值严重超标。 
　　生产导管的国家级标准是纯天然橡胶，而制假者使用的是再生橡胶，易氧化物严重超标。相比之下，原材料每吨的价格相差2000—3000元。 
　　相对简单的生产工艺，较低的技术含量和生产成本，再加上巨大的消费需求，暴利就产生了。 
　　“行政执法部门没有采取强制措施的权力，而公安部门称，按《刑法》有关规定，制假数额不超过5万元的就无需移交给他们立案处理”，殷洪府说：“这一点造假者在经多次打击之后也弄得清清楚楚。” 
　　“他们分散生产，你去查封时机器根本查不到，况且他们可以拒不开门，拒不在查封书上签字，拒交罚款，还公然抢货，甚至发展到殴打执法人员，造成执法流产“。 

六、领导的说法 

　　焦溪镇主管工业的副镇长胡中林称，全镇假冒伪劣一次性输液器的造假是“现实”的，但又是“个别”的现象。 
　　我们与各村还有一个观点，目前的打假除了对造假者用“重典”之外，关键要把流通渠道卡死，因为有市场需求必然有造假者，“如果每家医院都从正规厂家进货，也就不存在造假问题了。” 
　　张建新副市长曾经亲自参加过打假行动，他说日前全市的打假收效很大，“不能光盯头着我们，有些配件，比如说针头，是在浙江一带生产的。” 
　　1998年，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公布新的一次性使用输液器强制性标准GB8368—1998（代替GB8368—93），和一次性输血器强制性标准GB8368—1998。 
　　并规定于1999年2月1日起实施，在新标准实施3日前，生产企业按原标准生产的一次性使用输液器、输血器产品和库存产品，在其产品有效期内可销售至1999年9月30日止。 
　　同时，这份文件还指出，对违反上述规定的，一经发现将按不合强制性国家标准和伪劣产品处理。 
　　而此次在陈家村售假窝点查处的一次性输液器仍属老标准GB8368—93而且数量巨大，毫无疑问的是，这些产品已流向某些地区的医院。 
　　今年2月，叶光的父亲生病住在重庆某医院，医生给他输液用的依然是国家已明令禁止生产和使用的旧式输液器。 
　　由于至今尚未发现因使用假冒伪劣一次性输液器等一次性医疗产品而致病人死亡的案例，因此绝大部分患者均未对其危害性引起足够重视。 
　　其实，它们“杀人于无形”，是名副其实的“隐形杀手”。